人类自其历史发端起，就一直在不断调适自身文化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生态人类学以此作为学科的逻辑起点，“将文化视为人类适应生态环境的手段，把社会发展、文化变迁视为文化与环境适应互动的过程”，[1]进而，引出了“民族文化生态”[2]或“生态文化”等概念，确立了生态人类学“以文化解读生态环境或以生态环境解读文化”[3]的学科特色。并进一步将生态人类学的视角基点定格为“文化-生境”，率先确立了“文化-生境”系统。

我们认为，格尔茨提出的“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把“文化-生境”系统的两个子系统“文化”和“生境”连接起来。地方性知识与“时间、地方、阶级等论题”相关联，而且当“独具地方特色(vernacular characterizations)的事件发生时，又将当地人的想象之物(imaginings)和事件的发生之间相关联起来”。[4](P215)同时，当生态灾害爆发时，人们借助嵌入文化的这些地方性知识渡过难关。生态人类学高度关注“地方性知识”，是因为“地方性知识”在维护人类生态安全上，可以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5]我们相信，每一种文化中都有一套完整的适应和利用所处生境的“地方性知识”体系，当灾害降临时，这套“地方性知识”体系远比外来的抗灾救灾模式要有效得多。[6]

基于以上理论预设，本文选取地处从丘陵地带向云贵高原过渡的贵州东部高地的雷山县达地水族乡(下简称“达地”)进行田野研究，通过对达地干旱以及水族相关“地方性知识”的分析，论证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地方性知识”在适应生态环境以及防灾减灾中的重要作用。

一、达地水族乡生境

从地图上看，位于贵州省黔东南州的雷山县呈一个狭长、倾斜的倒三角，达地水族乡正处于这个倒三角的尖底。达地东临榕江县，南靠三都水族自治县(黔南州)，西连丹寨县，北接雷山县永乐镇。当地人称达地连“两州四县”。在这“两州四县”之交，杂居着水、苗、瑶、侗、布依、汉等民族，文化多样性十分明显，且几乎都有各自的生态文化和“地方性知识”体系。

历史上，“两州四县”之交给达地带来的是不平凡的“政治生境”：自雍正年间设置都江厅始，达地先后划属三都(1932)、丹寨(1952)、凯里(1958)、雷山(1961)等不同县。行政区划归属的频繁波动，是国家权力在这一带建构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或波动性的体现。同时也给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里，国家的介入力度远不足以“及时赈灾”，那么当面临严重的自然灾害之时，这一区域的人们是如何度过危机的？

从自然地理上看，达地乡的地质状况给当地人提供的是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河谷深切的自然生境。用当地人的话说，这里是“九山半水半分地”。在这个特殊的生境中，各个村寨较为散乱地分布在雄厚的山坡上，并且村寨的规模普遍很小。比如，乌空村有253户，分布在10个村民小组共13个自然寨中；里勇村107户分布为6个村民小组，乌达村328户分布为11个村民小组14个自然寨，野蒙村197户分布为6个自然寨10个村民小组，排老村170户分布为7个自然寨，高车村201户分布为12个村民小组11个自然寨。纵观整个达地水族乡，共有10个行政村，97个村民小组共135个自然寨，然而总人口却只有一万余人。[7] (P7～16)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几乎每个自然寨的人口都被一股无形的力量控制在百人以内。这股隐形的力量就是当地的生境：由于山高坡陡、沟壑纵横，有限的水、土地等自然生态资源不允许村落发展过大，甚至出现一些农户“离群索居”的状态。可以认为，达地乡村落的总体布局实际上是当地人对于恶劣自然生境的文化适应。

尽管达地乡属于贵州高原的富水区。但是以下几个因素，使得达地在面临干旱时，水资源成为最严峻的问题。首先，当地鲜有坝区，即便乡政府驻地也不在坝区。由于生态、历史和文化的原因，当地人绝大部分居住在陡峭的山腰上。在这些山腰上，降雨很快以地表径流的形式排入河谷，陡峭的岩壁使这些水无法抽提饮用和灌溉，蓄水非常困难；而雄厚的山体更使人们无法通过打井等方式来获取地下水。其次，是达地人的生计方式。达地人主要在山坡上开展稻作农业，在这样的生境下耕作，若逢大旱，便是毁灭性打击。然而，达地人依然在历史上各类严酷的自然灾害与不利的生境中生存下来。这就意味着一个基本事实，即当达地人面临严峻的自然灾害时，在与国家和外界近乎隔绝的情况下，他们更多依靠的是民族传统文化内部的相关知识体系来自我调适以度过灾害。